本网讯（明文）编者按：今年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83周年、南京大屠杀发生77周年。年初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，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，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为了国家繁荣富强，无数的革命者献出了生命，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，精神永垂不朽。为了让广大师生深入了解那段不堪回首也不能忘却的历史，我校离休老领导、亲历抗战的老党员王水贤亲述了那段岁月。

我叫王水贤，生于1927年7月，今年88岁。我祖籍是河南林州市，林州位于太行山东麓，晋、冀、豫三省交界处，是红旗渠的故乡，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。我的祖父是一名铁匠，靠走家串户修理农具维持生计，后来，全家逃荒，来到山西黎城的一个村子里定居，我就是这里出生的。
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黎城县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。1938年2月，日军突破东阳关，占据黎城县城，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，实施惨无人道的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暴行。

同一时期，两名八路军身背大刀到达我们村，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政策，发出“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抗日高于一切，一切为了抗日，誓死不做亡国奴”的号召。两名八路军访贫问苦，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，号召老百姓支持抗日，并在村子里成立了党支部。党支部一共有3名中共党员，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。

在党支部和八路军的共同努力下，全村根据年龄，分别成立了抗日救国儿童团、青年抗日救国会、老年抗日自卫队，全村人民抗日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。

抗日救国儿童团的任务是在村外站岗，放哨，盘查可疑陌生人，由于当时年龄较小，我也加入其中。同村还有五个同龄的小孩，我们除了放哨站岗外，还负责帮八路军送粮食，每天要挑40斤粮食，走20公里路程。

1941年11月，日军第四次扫荡，搜山时，我父亲被抓了，敌人严刑拷打，逼我父亲说出八路军在哪里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，我父亲什么也不说。他宁死不屈，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，敌人没有达到目的，便当着全家人的和10多户邻居的面，用枪托将我父亲活活打死了，父亲牺牲时才36岁。和我父亲一起被抓被打的共有3人，还有一名非党群众。

后来，村子里的一个老头、一个年轻人、还有我也被日军抓了，日军把我们带到一个山头上，那是他们的营房，把我们三个用绳子绑在一起，拿了东西给我们吃，引诱我们说出八路军和粮食的所在。我们又渴又饿，但都没有说话。后来，日军把我和老人放了，留下了那个年轻人。那天夜里，我们从山林里往村子里跑，慌不择路，山路很差，遇到陡峭处，我们不得不坐在地上往下溜，等到村里，身上的棉衣全破了。后来，那个年轻人也从日军那里逃了出来。

1942年春的一天，我的妹妹出生了。日军又来扫荡了。我要负责去离我们村10里路拿情报，了解日本打到什么地方来了。两面全是山，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了，跑着到了临村，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房子在冒烟，日军到哪个村都要烧东西，我知道日军就在这个村子，马上要到我们村了。

 我赶紧往回跑，到了村子后，把消息告诉给全村人，这样往返跑了二十里路，我肚子疼的受不了了。眼看日军就要到了，村子里的群众大部分已转移了。

我们搀着年迈的祖母，母亲抱着妹妹，我挑着被子，二弟挑粮食，三弟挑锅碗，那一年，我15岁，二弟12岁，三弟9岁，我们转移的非常缓慢，我肚子疼的厉害，走不动了。我怕连累家人，就说让家人先走，我随后再追。我们刚走出村，日军就从村里另外一头进了村，我们离日本人只有三里路。

幸好日军没有追我们。我们到了山里休息了一夜，天一亮，有很多日军的飞机，飞的很低，在找我们。我们没有水喝，出生没几天的妹妹，就在这次逃难的路上死掉了。我们一直熬到中午，遇到了村里的邻居，要了点水，才终于活了下去。

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初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村里的民兵。当时党还处于地下状态，开始只能和介绍人直接联系系或指定专人联系，以防暴露。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党员。我负责保管全村的地雷、手榴弹等武器弹药，到训练时发给个人。我们村里十来个民兵，配合八路军打游击，打地洞，埋粮食。

抗战胜利后，由于革命、建设需要，我积极听从上级组织安排，陆续担任义务教员、村公所文书、制安主任、副村民委员会主任、农会主席、人代会主席等职，1981年，调至景德镇陶瓷学院，任工会主席，1988年离休。

编后语：“勿忘国耻”在呼唤“记忆接力”，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生日和年龄，也不会忘记亲人的模样和冷暖，同样，一个民族怎能忘记自己的屈辱和苦难。记忆也许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苍白无力，但它却不断提醒我们，不能忘记过去，只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过记忆的接力棒，才能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。

（本文在采写过程中，部分背景资料参照《白马奋驰——黎城革命老区纪事》、《黎城十四年抗战史话》两书。）